在涉及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特别是行政领导）的利益时，很多行政主体都会不顾党纪政纪、法律法规而大行腐败之为，以至出现行政机构总有小金库、行政人员总有索贿受贿的情况发生。特别是当这些当权的部门和个人利益与群众利益发生冲突时，这些行政主体常常是不惜露骨地站到自身利益一边，采取与民争利的行动，不讲道理，滥用权力，同时直接伤害、破坏群众利益、政府形象和执政基础，导致种种潜在的和现实的重大危机。
3.行政执法常常不当而过分。
经常可见可遇的是：蛮横凶横，简单粗暴；滥用自由裁量权，习惯于从重处罚，乐于加重处罚；多是为处罚而处罚， 为私利而处罚， 为快感而处罚。交警执法、城管执法是其中的最大典型。
4.行政收费仍然过多。
只要能有一点借口， 只要提供了某些特定服务，就一定要千方百计地进行收费，收费标准常常高出服务成本好几倍、几十倍甚至更多。这一行为直接构成小金库之源、不规范之根、预算外资金之多之乱。此其中，各地各路段的交通设卡收费就是最大典型。这既有地方政府做后台，也有部门利益在作怪。
（二）习惯于主观决策、经验决策和微观决策，乐于权力决策、自利决策和随意决策。
1.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常常显得非常苍白、脆弱和形式化。
无论是否跟民生直接相关， 很多行政决策都是根据领导的主观意志和特殊取向来进行的；群众或行政相对人基本不能参与，甚至旁听也不行；专家参与也不多， 有时咨询专家也是在样子上做给社会看的。即使个别地方和部门出台了诸如行政听证制度， 在行政决策时让群众代表参加或旁听，但是这样的进步也很有限：（1）只限在涉及民生的个别事件上；（2）代表性有限；（3）并不经常，更不深入和科学；（4）其他大量实质性的重要行政决策都没有或者不可能实行对社会公开、有民众参与。
2.行政决策规范化、法制化不足。
各部门、各地方都从自己的利益和习惯着眼，确立自己的决策立场， 致使行政立法和政策制定都由此而来而定， 结果就在行政根据上常常造成矛盾、冲突，下面的行政执行就无所适从或者严重混乱，导致政令、法令的严重不统一和操作失控。
有的地方如湖南制定和实行规范的行政程序，虽然走在全国改革的前列， 但主要也只在文件出台管理上实现了规范， 而对于广泛的决策内容来说则仍有欠规范。与之相比，其他地方的行政决策就更无章法了，其规范化、法制化基本就是空白。
3.随意决策太严重。
每新一任领导上台， 就容易让上一届领导做出的长远决定出现“自然流产”或者“巧妙失效”，诚所谓“新人新策”、“人走政息”。按理，每一任领导都有新思路、新纲领原本也是没有错的，特别是不能因循守旧，要有突破和创新，但在这里发生的最大问题常常不是新决策更高明， 而是新领导不一定愿意按旧领导的意见办， 哪怕原意见是具有很高科学含量和民主含量的既定决策。比如，城市规划、经济发展方略、社会发展方略等等重大决策，常常得不到延续，就连街边绿化，也都出现一任领导一次主意，导致一届换一茬树，街边的树永远长不大。这样的结果就是“政策没有连续性和稳定性”，造成大量浪费和政府公信力下降。
4.只顾眼前，不顾长远。
很多地方领导在事关本地发展战略上思考不多、着眼更少，只看见、只盯住可能抓得住的当前利益和摸得着的当前政绩， 并且为此不顾一切地奋力追逐，包括大肆卖地、用地甚至发行公债，真是竭泽而渔， 用尽眼下所有可能用来换取政绩的资源，而根本不考虑可持续发展，不考虑资源的有限性和节约使用， 不考虑债务负担和资源枯竭将给后续各届政府以及子孙后代带来什么严重负担。这些就是当前普遍存在的所谓“短期行为”
———其根源就在于这种不当的领导决策上， 就在于没有在决策上切实落实科学发展观。
（三）行政运作上还存在许多不规范、不妥当甚至不正确的情况。
1.选择性地执行政策和上级指令。
这是一个老问题，长期以来得不到解决。这主要是下级行政主体对上级制定并颁行的政策、指令和方略总是进行有选择地执行； 其选择原则就是“适我者用，异我者弃”，“利我者用，不利者弃”。
在执行实践中，这些下级行政主体总是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变着法子，找足理由，糊弄上级，扭曲上级决策。这已不仅仅是行政信息的逐渐失真和扭曲了，而且还是行政信息的被改造、被利用。
这在理论上就叫做“权力博弈”，而其实质则是官僚博弈、权术博弈。
2.为造政绩，不惜造假。
为了在当前资源枯竭、几乎黔驴技穷的情况下创造出政绩，以便赢得社会好评和上级青睐，常常不惜大搞造假活动。上级和社会要什么，本届领导就能造出什么；要数字有数字———诚所谓“数字出干部”，要面貌出面貌———大广场大雕塑不由得上级和群众不心服。于是，就连即使秦岭没有华南虎，也能造出头野生华南虎来。为此，官场盛行一句话：有点假，没人查；不做假，没人夸；造假无成本，何乐而不为！ 所以，政府公信力不高甚至丧失殆尽。
3.行政执行缓慢，行政效率低下。
无论是发现了执法不当甚至错误，还是群众有正确合理的诉求，也无论是发现新问题、新方向，还是已经获得新思路、新对策，甚至即使是看到非常重大而紧迫的大事、只争朝夕的机遇、不能拖延的急事，都会由于程序繁复漫长、能推能等就放放而有所耽搁，甚至完全耽误而痛失机遇。至于行政相对人提出的什么意见，则更是爱理不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即使全耽搁了也无所谓，因为他们无论走行政复议还是行政仲裁乃至行政诉讼都不可怕，最终能赢得胜局者基本上不是他们，而只能是行政主体。所以，行政救济途径不畅，政府公信力不高，群众对行政主体反感而无奈，潜伏巨大危险。
4.行政行为规范严重不足。
这主要是至今难以诞生具有充分科学性的行政行为法。行政行为是以基本行政职能为经、以运行性行政职能为纬， 交叉符合之后而形成的一系列具体行政活动， 是直接施加于行政相对人乃至整个行政客体的行政权力行使和运用过程， 是具体体现出行政目标模式和行政行为模式的行政环节系列， 更是直接体现政府性质和政府形象的每一个具体作为和表现。其内政构成的复杂性及其对科学性、合理性的要求是所有社会公共行为当中最高的。因此，要设计并建立这样一部行政行为法远非易事， 但却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所必须解决的大事、所必须攻克的难关。只是目前也只有《湖南行政程序规定》在这方面做了一个初步的探索，还需要今后在整个国家层面投入更大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