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1868—1936年）苏联作家。出身于木工家庭，当过学徒、码头工人、面包师傅等。1892年开始文学创作。1901年起，因参加演讲稿斗争几遭逮捕。1934年当选为苏联作家协会主席。主要代表作品有《母亲》、《海燕》、《工人》、和自传体小说《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塑造了众多不同阶层、不同性格的艺术形象。作品中或反映工人阶级的斗争，或反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生活，内容深刻，形象鲜明，在苏联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934年8月22日，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高尔基当选为作家协会主席。这是他在这次会上所做的重要讲话。
敬爱的同志们，我觉得，这里提到高尔基的名字，常常加上一些度量的形容词：“伟大的”、“高高的”、“长长的”、等等。
如果老是过分强调和抬高某一个人物，我们就会使别人的成就和重要性失去光彩。这一点，你们没有想到吗？请相信我，我并不是故意讲漂亮话，也不是装模作样。有许多重要的原因使我不能不说这些话。打个比喻来说，在这里，我们大家的年龄尽管差别很大，然而都是同一个很年轻的母亲——全苏联文学的孩子。
衡量一个作家的成就，是读者的事。说明一部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是批评家的事。
我们都看到，我们的读者对作家的成就的评论越来越多，越来越正确，甚至比批评家作得还要早。例如，阿·托尔斯泰的《彼得大帝》、索波列夫的《大修》、阿夫杰延柯的《我爱》和最近三四年来写成的其他几十部作品。
当然，我并不想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宣传“平均主义”，这个国家曾经产生、现在还在产生成千的英雄，但是它需要成万的英雄。然而我担心，过分赞扬一些人，会使另一些人对我们的共同事业、对我国文学的正常发展产生种种有害的感情和情绪。
我们当中还有不少人，是在非常有害的小市民式的竞争气氛里生长和教养出来的。这种竞争常常代替了竞赛，可是竞争与社会主义竞赛是两个互不相容的概念，因为它们根本是彼此对立的。
《大修》的作者索波列夫同志今天说了一句非常有力而又符合事实的话：“党和政府把一切给了作家，只从他们手里夺去了一件东西——粗制滥造的权利。”
说得真好！
应该补充一句：党和政府也从我们手里夺去了互相发号施令的权利，而授给我们互相教导的权利。教导就是互相交流经验。只能如此，别无其他。
我深信，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学会互相教导，而且很快就会在我们的技术熟练程度的提高上反映出来。在我们的国家里，我们彼此间应该不仅只有泛泛之交，还应该用读我们的作品时所应有的那种细心的态度来互相阅读。人是在行动中成长的。我们都看见体育怎样锻炼了人的体格。我们应该培养我们的认识能力。简单说一句：应该学习。这当然不是新的意见，这是我经常谈起的，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样做的极大可能性。我们特别需要学习相互尊重。我们缺乏这一点，应该在我们中间培养这种习惯。
也许有人会说：我自己在我的文学论文中就不够尊重作家的人格。这种责难是不公平的。我有时讲得很激烈，但我不是指责作家，而是指责他的作品。我有点像个体农民那样贪心。我的母亲——苏联文学——在庆祝自己的生日。由于我的贪心，我非常希望她能得到良好的礼物。
我看见人家常常把烙铁送给她，我就有点生气，这是非常自然的。我们还享有“粗制滥造的权利”。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文学在我国的重要性，了解我们对读者所负的责任，那么，我们就会使自己不知不觉地、毫无痛苦地丢掉这种权利。我认为，对历史资料的集体研究，就是这种忘却自我的方法之一，这种研究会帮助我们对现在的成就和未来的要求理解得更广泛、更深刻。
伊里亚·爱伦堡表示反对集体工作。我认为这是由于误解，由于不知道集体工作在技术上的意义。这种工作并不是向每个作家提出一个规定得很狭隘的任务，例如说写19世纪30年代的鲢鱼或鲈鲋的情况。作家可以从资料中挑选那最适合他个人兴趣和他力能胜任的东西。这种集体工作也许会产生半成品，但是它会给许许多多的人提供很好的材料。供他们进行个人的艺术创作，更主要的是，它会帮助我们很好地互相了解，把我们改造成无愧于这个号召我们为全世界、为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解放而工作的伟大时代的人。问题就在这里，同志们！
如果说在这里，在这个大厅里，奠定了全苏联文学界大联合的基础，那么，在代表大会结束后，我们就必须开始切实联合起来，使我们的的艰巨的工作能获得成绩，并且必须继续这项工作，日益广泛和深入地展开这项工作，以便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文学，一种不但为我国所需要、为我国各族人民所需要，而且我敢说还为全世界所需要的文学。
我要说的话就是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