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近发生的事情来看，国内金融体系或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已体现出来。首先是在“审计风暴”中成为最大的“风暴眼”。广东一家民营企业通过种种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贷款70多亿元，现在仍然有几十亿无法收回。上海一个居民住房贷款竟然达7000多万。尽管上海的银行反复重申这些贷款手续是齐全，但为什么中小企业贷款难，而这个人如此万能呢？中国工商银行查出违规者几百人，问题存在已是事实而且肯定更严重。还有，据审计署披露，2000年到2002年，交通银行辽宁锦州分行与锦州市中级法院联手造假，用伪造的法律文书上报交通银行总行核销175户企业的“不良贷款”2亿多元。这种地方各部门合谋来侵蚀国有银行的财富更是骇人听闻。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无论是银行还是其他金融机构，只要一清查，许多问题就会显露出来。而显露出来的可能还只是冰山一角。国内金融体系为什么问题会这样多、会这样严重？仅仅是监管不严、法律不兴、制度不健全吗？
其次，宏观调控使这种脆弱性进一步暴露。比如江苏的“铁本事件”，一经治理整顿，几大银行的几十亿贷款就可能变成“不良贷款”。随着这几年来(特别是2003年以来)超高速的银行信贷增长，银行业绩得到美化。从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银行的不良贷款正在下降，银行利润也达到最好的水平。但是，近来所发放的新增银行贷款并没有经过经济放缓的考验，一旦国内宏观经济环境改变，这些新增银行贷款所具有的问题就会表现出来。如果庞大的新增贷款出现问题，或者说，它们所具有的问题一旦显示出来，那么不良贷款下降的趋势又会发生逆转。
从最近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四大国有银行有大量资金贷不出去，而通过超额存款准备金存入中央银行；另一方面，沿海一些省市的企业面临资金十分紧张的状况，一些企业由于央行信贷紧缩，不得不通过黑市获得高利贷的资金。目前银行的一年期贷款5.31厘，而黑市上达到近20厘。其原因就在于，目前国内银行一方面要听从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另一方面由于银行本身的脆弱性使得不少银行不敢冒风险贷款。
第三，目前国内银行的脆弱性还表现在在整个融资体系中，银行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尽管《九条意见》对建立中国多层次全面的金融体系提出原则性的建议，中央各部门也制定了相关的措施来落实，但是就目前来看，国内证券市场的边缘化状况不仅没有改善，而且还有加剧的趋势。国内银行体系在国内融资体系的比重占90％，而证券市场所占的比重则有所下降。如果国内金融市场把巨大的融资任务都压在国内银行身上，在国内信用不足、金融法律不健全等情况下，就等于是把风险基本上压给银行来承担。这对脆弱的国内银行体系来说一定是雪上加霜。
国内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并非是一日之寒，也不是近来加大国内银行改革之结果。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利用国内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千方百计地侵蚀国有财富与资产。这不仅仅是用“监管不严、法律不兴、制度不健全”就能解释得了的。我们的决策者不能仅为目前良好的数据所迷惑，而要探求问题的根源所在。
尽管国内银行体系存在着严重的脆弱性，但以完全市场体系的银行标准来衡量国内的银行体系可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切入点。比如，在美国相当有效完善的联邦银行制度，到中国一推行就“南桔为枳”了。当然，强调国内银行体系的特殊性、约束条件，并非国内的银行改革不能从市场共通的东西中寻找答案。问题是如何找到国内银行脆弱性改善的市场逻辑。
在市场经济中，金融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金融企业如何运作？如何决策？完全是金融企业根据市场之情况来决定。但是，国内的银行体系，不仅国有银行不能够成为自己行为活动的主体，而且股份制银行也不没有这种自主权，甚至于一般进入金融市场的投资者也只能在完全的政府管制下进入自己的交易活动。比如市场进入管制、金融市场价格控制等。正因为这种管制，也就为种种靠近这种管制权力者设租、寻租创造了便利的条件。
很简单，中国的信贷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利率双轨制？为什么银行的利率水平与黑市的利率水平会相差这样大？是一般民众能够分享到这些双轨制的利益吗？非也。不是利益开路，就是权力开路，离开这两条就无路可行。而一般民众这两方面都不行。这既造成了中国社会财富两极严重分化，也造成国内银行体系的严重脆弱性。即靠近权力者通过种种方式侵蚀国有银行的财富。我们可以看到，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剥离一次又一次，而且数量巨大，但是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则并没有因为这种剥离而下降，反之随宏观经济环境之变化是增加。目前国内央行总是在找种种理由说国内金融市场的价格机制无从确立（即央行要管制利率），以便保护国有银行改革的顺利进行。从表面上看，这个出发点是很好的，但实际上，国内金融市场定价机制如果不市场化，其他方面都是无足轻重的，也找不到解决改善国有银行脆弱性有效方式。
最近，央行行长周小川指出，在市场经济中，金融企业应当有生有死，存在着优胜劣汰机制。如果没有优胜劣汰，就不是市场经济。因此，我们必须建立这样一个机制，使差的金融机构、特别是最差的金融机构能够被淘汰出局，这也是巴塞尔Ⅱ所提倡的“市场约束”原则。差的金融机构能在金融体系中继续残存，就是对金融稳定最大的威胁，就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也会形成巨大的道德风险。当然，关闭金融机构也会产生一些问题，但不淘汰差的金融机构会带来更大范围的逆向选择。
对于周小川行长的这些观点，我是相当赞赏的。他看到了宏观经济调控，金融市场市场化的重要性。事实上，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市场中，只要有竞争存在，就应该有优胜劣汰的机制。只有这种优胜劣汰才能够保证好的金融企业生存下来，把那些不好的金融企业淘汰掉。但是，国内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就在于无论是好坏，只要一生，就不可能死，而且出了问题总是会有政府出来保底。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坏的银行会越来越多，国内银行体系的脆弱性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既然国内银行只有生，不会死，那么国有银行又有什么动机来努力经营呢？目前，不少金融机构认为监管当局对他们的处置决心不足，就用扩大资产负债的规模来掩盖旧有的经营问题。他们知道，做得越大你越拿他没办法，“too big to fail”。因为金融机构的关闭和破产有负的外部性，有社会成本，关闭的金融机构越大，社会成本越高。正因为这样一些原因，国内银行体系的脆弱性越来越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