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前农村私建滥建宗教活动场所的现象比较严重， 它对农村宗教管理工作秩序、农民的精神和物质负担、基层政权和农村的长治久安等都将产生诸多负面影响。政府宗教事务部门针对这一现象主要采用打击和取缔的办法， 但成本太高、人为因素影响大， 而且容易反弹。本文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 即农村大量宗教精神产品供给主体的存在必定是由于农民有大量的宗教精神产品的需求。最后， 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分别提出短期治理之道和长期治理之道。
关键词： 农村宗教； 宗教活动场所； 经济学分析； 私建滥建
一、现状及影响。
宗教活动场所[1]是宗教信徒举行宗教仪式，参加宗教活动， 实施宗教信仰的地方。根据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的规定， 建立宗教活动场所须由宗教团体向拟建宗教活动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 然后逐级上报， 直至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批准[2]。未经批准私自建立宗教活动场所属于违法行为， 由宗教事务部门予以取缔并没收违法所得。
当前农村私建滥建宗教活动场所的现象较为严重， 由于这属于负面信息， 无法直接从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获得确切的数据， 但从政府治理整顿这一现象所取得的成果可见一斑。如河南新乡市2006 年治理整顿私建滥建宗教活动场所1119 处[3]; 安徽巢湖市2006年治理整顿滥建寺庙和露天佛像240 处（ 是佛教活动场所） [4]; 湖南湘西自治州2002 年集中整治滥建庙宇172 处（ 是佛教活动场所） [5]等等， 这些场所绝大部分在农村。以上是笔者通过网络搜集的信息， 如果我们到农村实地走走， 可能发现情况更为严重。笔者利用农村调查的机会注意了这一现象， 发现农村私建滥建宗教活动场所的情况比较普遍， 有些地方真的出现了“村村有寺庙， 见神就祷告”的现象。通过调查， 笔者发现这些私建滥建的宗教活动场大小规模不一， 大的超过当地正规宗教活动场所， 小的就是一间民房， 非常简陋； 资金来源各异， 有信徒自己掏钱的， 有通过外面化缘的， 甚至还有暗中接受境外组织资助的； 管理形式多样， 有信徒本人管理的， 有信徒家庭管理的， 有几个信徒合伙管理的， 还有接受境外组织遥控指挥的[6]; 活动形式不同， 有完全公开的， 有半公开的， 有隐蔽的。
这些在农村私建滥建的宗教活动场所由于游离于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和宗教团体的管理之外， 对农村的改革、发展、稳定带来诸多不良地影响： 一是扰乱了当地正常的宗教管理工作秩序。这些未经批准[7]的宗教活动场所到底宣传何种教规教义， 举行什么样的宗教活动， 对信徒进行了怎样的精神灌输和误导， 作为管理者不得而知。更为重要的是， 这些非正规宗教活动场所对正规宗教活动场所的负面影响， 非正规信徒对正规信徒的反示范作用， 将造成农村宗教管理工作非常被动。二是加重了农民的精神负担和物质负担。
调查发现大部分私自建立的宗教活动场所与迷信为伴， 与巫术为伍。农民本来想通过宗教寻求精神慰藉和解脱， 但他们在这里不但达不到目的， 反而加重了他们的精神苦闷和迷茫。更为严重的是， 这些非正规的宗教活动场所利用各种名义骗取农民的钱财， 如奉献钱、布施、贡钱等等。一些老实巴交的农民辛辛苦苦赚的一点钱都双手拱送给了这些私自建立的宗教活动场所。三是有削弱农村基层政权的危险。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当有相当一部分农民信仰伪宗教、非法宗教时， 基层政权的组织号召力将会削弱。
另一个方面是随着这些伪宗教、非法宗教力量的慢慢集聚， 有可能会形成一股与农村基层政权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在现实中， 也出现了这样的苗头， 据报道某村村支两委发动农民出钱出力办一件事， 没有结果， 而当该村宗教活动场所的负责人出面号召时， 村民踊跃， 事情也很快办成。这种现象确实值得我们警惕。四是危害到农村的稳定和长治久安。自1999 年国家对以“法轮功”为代表的邪教组织实行严厉打击以来， 我国邪教组织受到重创， 个别邪教组织已灭亡。但是近几年来， 在地广人稀的农村地区邪教组织又有死灰复燃的迹象， 如门徒会、东方闪电等邪教组织相继出现[8]。这些邪教主要利用非正规的宗教活动场所发展自己的信徒和组织， 计划和实施各种针对我党我政府的破坏活动。另外， 国外的非法宗教组织也在利用这些非正规的宗教活动场所进行渗透， 通过金钱引诱来培植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 像前几年凡蒂冈未经我国政府允许， 擅自在我国培植地下主教为之服务就是一例。
二、经济学原因分析。
对于农村私建滥建的宗教活动场所， 政府部门一般采取两种办法处理： 一是对于一般私自建立的宗教活动场所， 进行批评教育， 由不合法转为合法； 二是对于那些经批评教育无效而又无法转化， 甚至已有违法行为的宗教活动场所坚决予以打击和取缔。这两种办法在短期内， 通常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但存在三个弊端： 一是无论对于政府宗教事务部门， 还是对于这些非正规宗教活动场所的建立者， 这种治理方式成本太高昂， 是社会资源的一种巨大浪费； 二是运动式打击过后， 容易反弹； 三是人为因素影响大， 领导重视， 可能打击得比较彻底， 领导不太重视， 工作可能就流于形式。
因此， 笔者想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当前农村私建滥建宗教活动场存在的原因及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
按照恩格斯的解释，“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9]。但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 宗教只不过是为人们提供一种精神产品， 通过消费宗教这种精神产品来获得平安快乐的效用。当前农村广泛存在的非正规宗教活动场可以当作宗教这种精神产品的供给方， 按照供求法则， 既然存在大量的供给， 一定存在大量的需求。根据政府公布的数据， 我国宗教信徒达1 亿多人， 那么根据人口比例， 农村宗教信徒应该接近1 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