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代化进程中，我国的农村伦理道德体系发生了深刻的碰撞和变化，并给农村带来种种社会问题，给和谐新农村建设设置了一定阻碍。因此，重构农村伦理道德体系意义重大，必须从现实问题出发，深刻剖析农村伦理道德体系的现状，并全面系统地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探寻成因，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重建农村伦理道德体系的具体措施和方法，确保和谐新农村建设又好又快地进行。
关键词：农村伦理道德体系；危机；重建；和谐新农村建设。
农村的伦理道德体系是用来调整农村社会行为规范的伦理思想综合体。生产方式的转变必然会引起伦理道德观念的转变，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导入引起了这一体系的深刻变化。总体而言，我国农村的伦理道德建设不断完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原有的一些旧传统、旧道德、旧观念开始动摇，小农的狭隘观念和家长制观念被破除，消极、封闭、保守逐步向积极、开放转变，与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市场观念、信息观念、时间观念、竞争意识、公平意识、效率观念、民主科学、平等互利等新伦理、新思想、新观念逐步形成，[1]并在农村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也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建设和谐新农村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但由于社会转型过程中诸多因素的影响，整个大环境的变化是深刻而巨大的，农村社会也不例外，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农村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与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应运而生，诱发了当代农村伦理失范、道德滑坡和良好社会风气的不断弱化，如果这些问题我们不高度重视、及时解决，和谐新农村建设将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在面对农村社会整体的进步但农民的伦理道德体系却处于失范状态以及人文环境不断下滑的悖论，我们只有直面危机，剔骨疗伤，深入剖析，才能透过诸多的失范表象找寻问题的根源所在。
一、现代化进程中农村伦理道德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个体伦理道德价值的迷失。
（1）信仰缺失、理想淡化、精神空虚在社会转型时期，农村传统的信仰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强烈冲击，而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再次造成了普遍的价值失落，加快了信仰在农民心中的缺失。农民既无思想体系的信仰，又无宗教的信仰，也没有对领袖人物的信仰，很多人处于“什么都不信”的无信仰状态。他们心中没有敬畏的对象和价值标准，不再热心政治活动，缺乏投身国家各种大型建设运动的信仰动力。由此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理想也随之淡化，许多农民不愿意设立长远的发展目标，不再对美好明天有过多的展望与期冀，更进一层地导致了精神世界的空虚与贫乏。
（2）利己主义、实用主义盛行随着农民的生产和经济活动领域的不断扩大、利益关系的调整和经营形式的多样化，再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放松对农民进行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致使部分农民政策观念淡薄，对物质和金钱的占有以及享受欲望增长过快，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抬头，只讲索取，不讲奉献。而实用主义的盛行使得一部分农民过分注重现实、讲求实效，没有系统长远的发展规划，引发出“只顾眼前，不虑长远”的实用性的短期行为，往往造成其创业缺乏可持续的动力和操作性。
（3）诚信意识衰退在农村，传统的纯朴敦厚、诚实守信的民风逐渐退化了。
有的农民个体为了获取利益昧着良心买卖病猪、制造人造蛋黄的鸡蛋等，有的农民向信用社贷款了却不守信用逾期不还或赖账。而不少农村基层政府组织在诚信方面也没有发挥带头作用，村里的领导干部失职失信、弄虚作假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地方政府信用意识淡薄，政策朝令夕改，出尔反尔，往往使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损失。不言而喻，如果诚信危机不断上升，和谐新农村的建设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2、家庭伦理的异化。
（1）孝道沦落。农村传统的“养儿防老”的家庭观念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弱化，孝道的沦落让许多农村老人生活状况令人堪忧。不少农村青壮年将养老义务视为一种经济负担，是小家庭致富路上的“累赘”和“绊脚石”。在一些农村家庭内部，由于子女多加之经济条件不一，对失去劳动能力的父母赡养互相推诿，导致父母的赡养无人过问，生活无人照料。另一方面，子女对待父母的态度更是冷漠，很少有子女对父母给予精神上慰藉的。这种亲情上的疏离让很多农村老人情感上得不到满足，感觉被子女边缘化。
（2）婚恋观异变。近年来，由于经济、社会转型以及农民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多元化，我国农村原有的稳固的且纯良的婚恋观念开始发生一系列的异变。“经济因素”重新成为择偶的首要条件，而且比以往更加赤裸裸，有房有楼、几大件、彩礼费成为一桩婚姻缔结的重要保障。有的农村青年一经介绍或自由认识未深入了解就非法同居，未到结婚年龄便以夫妻名义生活，到龄后不及时补办结婚证，生孩子也不领取准生证，一旦感情破裂便轻易解体。有的村民道德混乱，男人对家庭不负责任、女人轻易跟别人跑了逐渐成为农民由被动接受到习以为常的事情。甚至在外嫖娼、包二奶、养情人不再成为隐晦，而是“有钱有本事”的象征。以上种种均说明，农民择偶观念、婚姻观念、家庭观念、性事观念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3）亲子教育缺失。在农村中，由于许多农民夫妇本身的文化素质不高，在教育子女方面往往简单粗暴，不能给予孩子应有的平等和尊重，亲子间的情感交流与心理沟通更是缺乏。
甚至有的地方还出现虐待、遗弃儿童的现象。而因父母长期在外打工而产生的留守儿童问题更是不容小觑，多数留守儿童生活上缺少照顾，心理上缺少慰藉，学习上得不到很好的辅导与监督，逐渐演变成问题儿童。
3、财富伦理错位。
（1）拜金主义当道。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使得农民对钱的关注度也空前高涨。在拜金主义的不断侵蚀下，一些投机取巧的不良手段成为某些农民追求更高经济收入的价值选择。各种造假村、乞讨村、诈骗村、卖血村等屡见报端；在一些农村地区，赌博、六合彩等屡禁不止；[2]“笑贫不笑娼，笑贫不笑贪，笑贫不笑黑，笑贫不笑腐”逐渐成为村民们新的伦理价值观。
对于金钱赤裸裸的不择手段的追求已经不再受到道德批判和舆论谴责，相反，“钱衡量价值”使得有违伦理方式挣钱的人获得的是更多的优越感，而不需要面对伦理困境。
（2）消费主义流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的增长，农民的生活从温饱走向了宽裕，腰包逐渐鼓了起来，但在消费主义的不良引导下，农民在财富的使用上缺乏必要的伦理审视，炫耀型、攀比型、跟风型、浪费型消费异化了勤俭节约的传统消费伦理。现在在一些农村，一旦遇到婚丧大事就大摆筵席，邻里之间互相攀比，讲排场，比阔气，大吃大喝，铺张浪费，事事都要请客吃饭，处处都要送礼，还有些“经济能人”
外出挣了一些钱，回到农村就挥金如土，赤裸裸地炫耀自己的财富，通过毫无节制的消费来满足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助长了农村中的攀比之风。
4、村庄伦理失序。
（1）舆论控制失效。转型时期传统的舆论控制失效、伦理评价标准的失范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农村社会也是如此，主要表现在村庄不再有共同的荣辱、是非、对错、善恶的判断标准，不再有地方性的共识、规范和伦理。往往是事情明摆着，但评判标准却隐匿了。村民越来越怕得罪人，他们越来越多的选择闭眼闭口，不妄加评议。而当舆论控制和伦理评判规范都不再发挥作用的时候，村民评价的参照系就处于极端混乱和暧昧的状态，如何评价往往只看个人的喜好以及与当事人的亲疏远近等。
（2）人际关系日趋淡漠。随着市场因素对传统农村社区的渗透，传统的“熟人社会”的民间特有交流方式已经退出村民的生活。原有的“走邻串户”的习俗已经大大淡化，很多村民各自忙于发家致富，接触相对减少，关系日趋淡化，彼此交往多限于点头之交，还时常因一些鸡毛蒜皮、流言蜚语等琐事闹矛盾。农户之间因经济利益发生的争执不断增多，邻里间一旦涉及债权、宅基地、田间地角的归属等问题，往往更容易产生矛盾。这一切都是和树立乡村文明风貌格格不入的，是营造和谐邻里关系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5、环境伦理缺失。
（1）生态意识淡薄。由于少农民往往容易受短期行为等市场经济道德缺陷的影响，生态意识淡薄，抛弃了传统的“三月不上山狩猎”、“四月不下网捕鱼”等生态伦理观，乱捕乱杀、滥砍树木、乱挖山石，开山挖矿，导致水土流失、山体滑坡等，[3]或贪图方便乱排乱放，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提高收入。这种以恶化自然环境的沉重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速度或短期的致富效应，轻则引起发展的停滞，重者引起经济的严重倒退，而且会给子孙后代带来诸多灾难性后果。
（2）生产污染严重。我国农村长期以来是小农经济，农村的生产方式普遍比较落后，再加上城镇化进程中小工业小厂矿小化工小造纸小冶炼向农村转移，农民在生产过程中的污染逐年加重。[4]农膜、化肥、农药使用量的持续上升污染了地表水、地下水和大气，有的破坏性具有不可逆转的危害。一些乡镇企业或家庭作坊式工厂设备简陋，没有净水系统，直接将工业污水排入河道，造成河道淤塞、水质恶化。
（3）卫生防疫意识低下。由于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难以改变，农民的公共环境意识淡漠，许多村民习惯随手扔垃圾，随处倾倒各式生活废弃物和生活污水，畜禽粪便等更是臭味远扬，有的地区“厕所养猪”甚至“人畜共屋”，成为损害农民健康的一大隐患。长期生活在脏乱差的环境中，环境意识防疫意识必然低下，再加上农村环境基础设施不足，公共卫生防疫工作也相对落后，必然造成村容杂乱无序、村貌破旧脏乱和农民卫生无保障。
二、现代化进程中农村伦理道德问题的原因分析。
1、政治社会原因。
（1）农村社会转型引发观念冲突。在中国社会全面转型时期，在经济变革的助推下，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不仅在经济生活中给农民带来深刻的冲击，而且受经济基础决定的伦理道德体系也开始了前所未有的裂变。旧的伦理道德体系在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不断瓦解，新的道德体系未能及时建构，广大农民群众的行为缺少了明确的价值引导和有效的内在规范约束，诱发了他们价值观、生活态度的嬗变，于是维系社会秩序的伦理道德链条出现松脱，在伦理道德层面出现了激烈的碰撞和冲突，表现为重农抑商、农本商末观念与发展市场经济观念的冲突，实用功利与信仰理想道义的冲突，封闭守旧与开放务实的冲突，平庸守旧与创新竞争的冲突，知足常乐、小富即安与富而思进、勤劳致富的冲突，宗法迷信与民主科学的冲突，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冲突，盲从与自由的冲突等。[5]这一系列激烈的思想冲突，形成先进与落后并存、封建与现代共生的复杂社会伦理道德心理，给农民价值观念和道德行为选择造成混乱。
（2）基层行政力量弱化与腐败。社会转型时期，部分农村基层党政建设领导班子软弱涣散，社会控制和管理能力相应降低，一般只能抓抓计划生育或治安工作，基层组织渐渐变成一个“空架子”，村级权力的弱化趋势十分明显。没能发挥好核心和领导的作用，诸如伦理道德教育、文化建设开展起来显得特别吃力。另一个情况是，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各种制度都不可能立即健全，加上基层组织监督不力、干部任免不科学、干部教育不当等原因，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任人唯亲、贪污受贿等权利道德腐败的现象在不少农村基层干部身上时有出现。这种权力道德上的腐败，将从更深层次侵蚀农村伦理道德体系，“带头人”和“指挥员”尚且如此，怎么能要求普通农民群众树立良好的伦理道德风尚呢？
（3）城乡制度壁垒与城镇化进程的冲突。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不断高涨的“民工潮”中，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打工或做生意。但是，城乡二元分割制度使农民被牢牢地固着在土地上，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农民很少有机会改变身份，也有效地限制了城乡人口流动，使得他们只能成为“人在城市、根在农村”的农民工。这样的二元化城乡制度壁垒在某种程度上对农民采取了经济吸纳与社会拒入的双重态度，他们的行为也受着“双重价值系统”的支配，[6]在质询社会合理性的同时必然给他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与质疑，并出现身份认同和角色意识的模糊及危机，容易向着极端的方式裂变。同时，失地农民更是在城镇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尖锐反映，他们成为介于市民与农民之间的边缘群体。一旦土地被征用后，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隐性失业或就业不充分的情况下，变成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人员，这一群体的伦理道德价值与意义更是失去了载体，他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在这种过渡性质的城镇化过程中逐渐出现明显的断裂，容易被扭曲化甚至带来反主流伦理道德的倾向，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巨大的不稳定因素。
（4）封建旧伦理观念与西方腐朽思想的影响。
我国是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历史的农业大国，旧的封建传统和习惯势力根深蒂固、影响深远，要清除旧的不合时宜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试图借思想文化交流之机，通过各种手段，向中国输入资本主义的价值观、道德观和各种腐朽没落文化。由于大多数农民从未接触过外来文化和外来的伦理道德理念，加之自身的分辨能力和抵御能力不强、从众心理等原因，往往轻而易举地便混淆了他们头脑中既成的伦理观念和思想，给以往的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新文明新道德新风尚带来不小的颠覆。如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享乐主义、崇洋媚外等思想和行为在一些农村地区、个别农民身上表现得较为突出。
2、经济原因。
（1）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
市场经济体制是一把双刃剑，在合理配置资源、提高经济效率、激励科技创新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也有着它自身的负面效应，即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如果不加以控制，则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唯利主义风气和个人的利己主义冲动，[7]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功利化，把拥有金钱、商品的多寡作为划分人们等级地位的标准和判断人们的价值尺度，等等。这严重地阻滞了农民群众对伦理价值的追求，导致道德失范和伦理价值在社会生活中遭到贬低。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完善，当前社会道德领域消极现象却同时在滋生、蔓延，信用的缺失、金钱意识的高度膨胀、企业社会责任感滑坡等，仿佛市场经济对社会经济的推动是以牺牲社会基本的伦理道德为代价的方式换取来的。
（2）农村剩余劳动力外移。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使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束缚了农民几千年的“有土即有财”的落后生存经营理念被抛弃了，这必然牵动着农民的伦理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的转变。在城市繁华生活的刺激下，自由的利益取向行为选择，思想与行为方式的多元化，都使农民感到没有一个确定可循的伦理道德标准。同时生活环境的剧烈变化，自然地刺激了物质欲望的增长，消弥了农民对求利行为的贬抑与道德谴责。而且大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仍是体力劳动者，做的都是城市中脏、累、险的工种，但工资报酬与城市职工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居住权、子女受教育、医疗、社会救济等无法保障，进一步导致了两极分化和强化了身份等级观念，这必将对农民的思想产生极大的冲击，为农村伦理道德失范的产生提供了“催化”。
（3）贫富差距拉大。
伴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贫富的差距尤其是城乡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过快，超出了农民的认可和承受的能力，摧毁他们心中原有的伦理思想和道德价值，取而代之的是震撼和对这个不公平世界的羡慕和不满，极端的还会导致强烈的仇富心理，从而做出有悖伦理道德和法律的行为。其次，那种通过各种辛勤劳动等正当手段积累财富的“常规”被打破，以致农民对致富手段的伦理正当的怀疑，强烈颠覆了他们的财富伦理观念，很容易地将原有的“取之有道”的观念打破，转而采用原始的、非伦理的方式来攫取物质财富和利益。
3、文化原因。
（1）思想道德教育落后。
长期以来，由于农村思想道德教育专门机构的缺乏，农村正规思想道德教育的缺失，导致当前农村思想道德教育工作，无论内容还是形式，无论方法还是手段，都无法适应建设和谐新农村的现实需要，在对农民的思想道德教育中存在诸多失误。近些年在农村先后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奔小康教育，但却忽视了理想信念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忽视了加强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观念的教育，农民的伦理道德素质难以得到整体提高。在教育方法和宣传手段上，呆板、单一、陈旧，缺乏针对性和创新性，重布置，轻落实，重形式，轻内容，未能很好正视和解决农村伦理道德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2）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滞后。
农民一直是我国社会中最大的弱势群体，也是最大的文化贫困群体。很少乡镇把文化道德建设放在重要的位置，对农村宣传文化事业投入总量相对较少，文化设施投入普遍不足，村里无文化站、图书室、农民活动中心。道德文化的宣传教育也越来越薄弱，没有贴近农民真正的精神需求，在内容、方式、手段上都显得十分空洞。由于缺乏积极健康的娱乐方式，农村出现了格调低下的文化娱乐活动，打麻将、打扑克、聚众赌博、地下六合彩盛行等使得农村社会风气败坏，客观上造成了文化道德建设难以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