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对西方发达国家农业跨国公司的依附程度加深了。当今世界的种子市场牢牢把控在近十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手中。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除了通过收取专利许可费的方式直接剥削外，还披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外衣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基因资源，剽窃发展中国家的优质农产品的知识产权。西方发达国家的几家农业跨国公司巨头控制着全球农业生产链的上游，操控着全球粮食价格和食物供给，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处于受制于人的窘境之中，而更加有利于粮食跨国公司巨头操控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市场，进而攫取超额垄断利润，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小规模农户对种子公司的深度依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对进口农产品的依赖。如１９９８年印度尼西亚发生粮食骚乱以及随后引发暴乱，２００５年以来因粮食价格上涨在发展中国家数十个国家发生粮食骚乱。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种依赖还易受本国货币贬值的影响而诱发粮食恐慌，直接威胁到农民的生计，从而引起社会不稳定，这又会加速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化。
第五，发展中国家的资财在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被西方劫掠了。２０世纪中叶，金融资本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并展现了肆虐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功能。６０年代，重新获得政治独立的非洲国家启动的国家发展计划因各种原因破产之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它们的跨国公司乘机给非洲的经济套上各种“金锁链”。其中，附加了多种条件的经济发展型对外援助最终给非洲人民带来灾难性结果———政局动荡、经济衰退、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７０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强化金融霸权机制，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力度；国际金融市场机制由发达国家制定，这种机制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脆弱性；金融深化将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带入全球金融体系中来，诸多发展中国家被迫开放资本项目账户，这大大增加了本国资本流动不稳定的巨大风险和损害，特别是增加了转型国家和新兴国家的结构脆弱性；对发展中国家大量放债直接进行剥削，这使得债务国不得不承担通货紧缩的巨大压力和遭受资本外流的威胁———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８％到１９８２年增加到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２２％。在这一时期，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的债务将近占第三世界债务的７５％。［１５］（Ｐ４１－４４）坦桑尼亚偿还债务的支出是其基本医疗保健支出的９倍，是其基本教育支出的４倍。［１６］（Ｐ２３）８０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加速控制和占领转型国家与新兴国家的金融市场，金融操纵成为聚敛发展中国家财富的新剥夺手段。
发达国家的金融垄断资本控制着国际能源、原材料、粮食等大宗商品现货和期货市场，发展中国家辛苦劳动或者出卖资源所取得的财富，借助国际金融炒家之手流到发达国家。９０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财政和金融政策，使发展中国家通过艰苦努力获得的经济成果遭蚕食。非洲的索马里、刚果、苏丹、利比亚、卢旺达的经济水平退回到３０年前的状况。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泰国、印度、马来西亚、俄罗斯等都是结构调整计划中的失败者。
总之，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严峻的发展环境，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对此无所作为。发展中国家只有行动起来，努力进行调整，才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才能使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分享全球化的成果，逐步实现共赢共存的全球化。
三、发展中国家实现共赢共存的经济全球化目标。
不断完善社会生产方式，这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目标的根本前提。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展现了社会主义这一生产方式变革带给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动力和广阔前景，这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破解困局提供了经验。中国从被动拖入全球化到主动融入全球化，再到深度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正是因为中国抓住了历史机遇，成功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使广大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和社会生产资料的主人，这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中国近３０年分阶段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都伴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不断完善。相比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独立的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许多国家，正是错过了进行生产关系变革的最佳时机，这导致后来生产力的发展总是难以摆脱生产关系的掣肘，甚至出现有增长无发展的尴尬局面。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部分转型国家由于错误变革了社会生产方式，社会制度蜕变到资本主义，至今没有带给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公平、民主、平等的发展愿景。拉丁美洲部分国家的左翼领导人虽然主张通过推动国家改革来实现社会主义，但对变革社会生产方式的重要性认识不深，再加上缺乏变革旧的生产关系的切实可行的步骤和措施，这使得拉丁美洲的发展既受到资本主义旧的生产关系的掣肘，又受到具体发展体制的羁绊。
把握参与全球化和规制全球化这两个基本点，是发展中国家努力走出困境的当务之急。全球化是历史潮流。发展中国家只有全面应对全球化，才能在全球化的航船上生存。在政治上，发展中国家要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警惕和抵制发达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在经济上，要坚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在渐进的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特别注意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在文化上，要保护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发展文化生产力，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特别是美国文化霸权。同时，发展中国家还要不断积累参与、制定和修改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打破西方大国和国家集团在全球治理中的霸权的实际本领，学会利用制度保护自身利益。在国际贸易领域，走出ＷＴＯ框架内多边贸易体制的现实困境，需要广大发展中国家致力于完善ＷＴＯ的现行机制，做世贸组织的推进者；强化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并完善对利益受损者的补偿机制；改进并加强网络在线活动，特别是促进ＷＴＯ秘书处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协商与对话，同时把一部分议事程序对公众开放，接受成员国共同监督；依靠集体的力量改变美国等发达国家操纵多边贸易体制决策程序的局面。在国际货币领域，反对美元在该体系中的霸权，继续反对石油美元；继续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投票权民主化方面的改革（如改革基金组织的管理层结构、大幅度增加ＩＭＦ的基本投票权并建立使基本投票权保持在合理水平的机制）；继续反对ＩＭＦ为成员国提供贷款时要附加条件等做法；在国际金融领域，敦促世界银行将贷款计划与其发展目标吻合起来［１７］（Ｐ３）；继续推进改革国际金融组织决策层产生机制；反对世界银行议程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独断专行的行为［１８］（Ｐ４５），特别是反对世界银行要求受援国减少政府在教育、健康和其他社会服务方面的开支等做法。总之，只有学会用“两条腿”走路，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才会有光明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