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刑法理论和刑事司法实践中广受关注，本文拟就刑事和解制度与罪行法定原则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的探讨。
一、刑事和解的概念及问题的提出
刑事和解是20实际2中叶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刑事思潮，也称为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一般是指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解人，使加害者和被害者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冲突。其目的是恢复加害人和被害者的和睦关系，并使罪犯改过自新，复归社会。而根据相关学者的论述，所谓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被害人和加害人（即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达成谅解以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即被害人和加害人达成一种协议和谅解，促使国家机关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处罚的制度从形式上看，刑事和解制度强调的是个人本位，而我国现行的刑事立法更多的是强调国家本位，两者之间形成了对立和冲突。对此，有学者认为，刑事和解制度存在着对刑法基本原则即罪刑法定原则、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刑法适用人人平等原则的突破要将刑事和解制度全面地引入我国刑法，就必须解决刑事和解与罪行法定原则的关系，鉴于此，本文仅选择从刑事和解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关系这个角度来探讨刑事和解的适用。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内涵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我国刑法第3条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由此条文可以看出，我国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由两个基本方面构成：其一是“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其二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前者被称为“积极地罪刑法定原则”，后者被称为“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刑法第3条从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对罪刑法定原则进行了表述，是“积极地罪刑法定原则”与“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的统一。根据张明楷教授的观点，规定罪刑法定是为了防止罪行擅断，使国民免受不可预测的刑罚惩罚，从而保障国民的自由。如果没有罪刑法定原则，国民就不可能享有人权，罪刑法定是人权的最有力保障 三、刑事和解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
按照罪行法定原则，行为人一旦实施了某种犯罪行为，其是否构成犯罪已经由法律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其行为的性质已经处于了一种客观的确定状态。然而，按照刑事和解制度的运作模式，双方当事人由于和解而使得对犯罪嫌疑人不作刑事立案处理、已经立案的作出撤销刑事案件的处理、绝对不起诉的处理甚至宣告无罪等，而这些做法均属于非犯罪化的处理方法。这样一来，刑事和解制度使得行为人的后果从客观的确定状态变为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因为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并不是依据法律的规定而是取决于双方能否达成和解。进一步而言，刑事和解蕴含着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原则的理念，而罪刑法定原则的理念则是法律至上，从这一点来看，刑事和解制度确实对罪刑法定原则构成了冲击和挑战。
然而，对于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解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此。轻微刑事案件的非犯罪化处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际刑法的潮流和趋势。从这一点而言，刑事和解有利于刑法和刑罚权的合理收缩。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将被害人加入到刑事法律关系中，即国家、犯罪人和被害人。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的地位得到承认，犯罪首先是被看做加害人与被害人的个人关系冲突，同时也被看做是加害人与国家的冲突。国家将纠纷解决权力交由加害人与被害人自己，并委托一定的社会中介机构协调冲突的解决，对解决的方案予以监督，并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直接予以认可。[ 从这个角度考虑，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的，国家就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或者减轻其刑事责任，这样一来，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收缩了刑罚权的范围。
总之，在现有的框架下，在积极开展和实施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践中，同样要贯彻罪刑法定原则，遵守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严格按照罪刑法定原则的约束进行。
参考文献：
[1]刘凌梅：《西方国家刑事和解理论与实践介评》，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1期。
[2]陈光中：《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和司法适用》，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5期。
[3]李翔：《议论刑事和解的实体法冲突》，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市检察官协会编：《“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和解”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2006。
[4]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5]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8月第3版。
[6]杨国章：《刑事和解的理性思考—兼议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关系》，载《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2009年。
[7]刘期湘，陈京春：《刑事和解与罪刑法定原则》，载《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2009年。
[8]杜文俊、任志中：《被害人的宽恕与死刑适用》，载《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