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迅速，在80年代里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进入90年代年增长率达10%以上;与此同时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市场繁荣、购买力旺盛便是明证。但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国有工业却出现了经济效益连年下降的现象，企业亏损面达1/3左右，每年对亏损企业的补贴高达500亿元以上。何以会出现这种经济高速增长与国有工业经济效益连年下降的反差现象呢?研究其中的规律将有助于改革的深化。
其实，这种反差现象的产生，在我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有其必然性。准确地说，国有工业的效益并不是下降，而是发生了转移，不然就不会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工业效益的转移主要是向原材料和基础产业、向第三产业，以及向个人分配三个方面转移，而且这种转移可能要持续到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会稳定。
首先是效益向原材料和基础产业转移，包括能源、交通和基础设施部门，这一趋势在80年代后期变得更为明显了。以上海为例，国有工业可比产品在80年代末因原料材料价格上涨多支出约80多亿元，而产品调价增加的收入约70多亿，即有10亿多元利润(约占总利润10.4%)转移出去了。此外，连同能源交通提价、征收能源交通基金、基础设施使用收费等，估计国有工业15～20%的利润转移到原材料和基础产业部门。这一转移的结果促进了原材料工业和基础设施的较快发展。
其次是向第三产业转移，尤其是转向金融保险、房地产业和中介服务部门。仍以上海国有工业为例，80年代中期每年支付银行的利息不足1亿元，到90年代则达20亿元以上。此外，广告宣传、土地有偿使用、房地产增值提价、教育附加费提高、对文化事业的资助等等都使企业效益转向第三产业，估计这部分转移占利润总额30%以上。这一转移的结果显然有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去年，上海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已达38%，而十年前为25%左右。
第三是向个人分配转移。由于过去长期实行低工资制，改革以来进行了分配制度的改革，使80年代平均工资的增长率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此外，为调动人的积极性，局部实行了工效挂钩，如经营者按承包利润提成，推销员按销售额提成，设计员按设计费提成等等，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分配向个人倾斜。效益向个人分配转移的结果促进了消费结构的变化，从而引导工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并使产品附加值有所提高。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为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创造了条件，如民营经济、股份制的发展等。
回顾50年代和60年代，工业经济效益较高的原因恰恰与当前发生的转移相反，那时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通过计划经济的手段把效益集中到工业领域：原材料、农产品、能源交通的价格都压得很低;基础设施、土地、资金的使用成本很低，甚至不收费;职工的工资也很低;从而保证国有工业有较高效益，使工业得以迅速发展起来。然而，经过30年后，基础产业的瓶颈、第三产业的衰退、消费结构单一、消费水平不高日益成为经济迅速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当我们向市场经济过渡，要调整经济结构时，市场这一无形的手就必然会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并通过利益结构的调整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化，进而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所以说，上述国有工业效益的转移是我国经济进行市场化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
然而问题在于我国原来建立的国有企业是一个小社会，它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责任和社会负担，职工对企业的依附性较强，无论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均依赖于某个具体企业。在各方效益向国有工业集中时，企业能够承担，甚至引以为优越性。但当效益向其他方面转移时，企业并未能将其过渡的社会责任和负担转给社会。因此越是老企业困难也就越大。此外，由于政府对国有企业干预过多，产权也不明确，企业对消化效益转移的积极性也不高。这种状况显然给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转移企业经营机制带来了困难。
为解决上述问题，促进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一是要从宏观调控上把握工业效益转移的度的界限，有效制止政府部门和社会对企业的摊派;二是加速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包括建立医疗、待业、养老保险制度和推进住房商品化的改革等;三是要切实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把主要精力放到降低经济的不确定性和组织社会服务上，不再介入企业经营和风险，让企业轻装上阵，自主经营，在竞争中优胜劣汰。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