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翻译，是一片几乎被大众遗忘的荒芜领域。当众多国外畅销书以中文版的形式抢占国内畅销书排行榜时，它们的中文译者却从未进入大众的视野。日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俄罗斯文学大师索尔仁尼琴耗尽一生精力完成的史诗作品——《红轮》中文版出版，被遗忘已久的文学翻译再次引起大家的关注。这套文学巨制是中国文学翻译界的一项大工程，9位译者历时3年才得以完成。而这部注定不会畅销的文学作品在译稿完成后，又等待了两年，才终于有机会出版，其中两位翻译家还没有等到书出版，就已经离开了人世。一部《红轮》碾压出中国文学翻译界血红的伤痕……
九教授三年译完《红轮》却无法出版
《红轮》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亚·索尔仁尼琴最大的一部宏篇巨制，也是目前世界文学史上篇幅最宏大、卷帙最浩繁、所反映的历史事件时间跨度最长的一部小说。小说共20卷，每卷2到4部，每部40—70万字。
这样一部宏篇巨制，其翻译队伍也是异常的强大。该书策划人李勇告诉记者，该书一共采用了9位俄语翻译，都是大学里的俄语专家。对于这部纯文学作品，李勇承认，它并不具有太大的市场价值，但是其出版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李勇甚至感叹，这部书的出版幕后故事，也足以编写成一本书了。该书2008年翻译稿完成后，却在很长时间里无法出版。
究其原因，李勇表示，一是该书庞大，一共500万字，市场销量不看好，流转了几家出版社都没有人接手；二是出版的投入太大。9个教授耗费多年心血翻译，其中两个没有等到书出版就已过世，没有人具体打理这个事情；而且，选择合适的译者以及寻找译者都认可的合作方也是前期的很大难题。由于是俄语巨著，出版方在寻找了众多俄语翻译家之后，把目标锁定在东北师大和吉林师大两所俄语专家集中的大学，最终何茂正、李万春、胡真真、朱宝寰、武学善、张达明、夏广智、林全胜、李青等9位俄语专家成为了该书的译者。9位专家最年轻的也已经61岁，年龄最大的80多岁，而他们中职称最低也是大学副教授。
140万字的修改稿译者抄了半年多
九位译者之一的李万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普通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只需要一两个译者就可以了，最多时也不过三个。而《红轮》之所以采用了如此庞大的翻译队伍，是因为本身的翻译量实在太大了，“文字有500万之多，光靠两三个人是无法完成的”。为了证明这项工作的艰巨，李万春透露，他负责了《红轮》中第三辑第二部70万字的翻译工作，“我用了两年的时间来翻译，而且全是业余时间，我不会用电脑，这70万字，我全是手写翻译的，为了保证翻译质量，我对这70万字进行了第二稿的修改，一共我就写了140多万字，光抄写这些字，我就用了6个月的时间”！
不光工作量大，由于翻译的是索尔仁尼琴这样的文学大家的作品，其用语和语势都对译者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李万春透露，在翻译中他发现，索尔仁尼琴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甚至经常在行文中独创一些词语来，这对译者来说，难度很大。而参与翻译的另一位翻译家胡真真也表示，《红轮》中涉及到很多国外的历史知识、背景事件，人名、地名，翻译时需要大量的资料阅读做准备，其工作量是常人无法想象的。由于翻译工作太艰巨，这部书稿的其中两部曾经交到了北京几位专家的手中，但是专家们只干了半年，就因位实在太艰苦而退出了。
翻译70万字报酬不过万余元
如此巨大的工作量，翻译者的报酬就成为大家关心的话题。已经61岁的胡真真在电话里很轻松地说：“其实我们大家当初根本就没有想过能拿多少钱，觉得能翻译这样一位作者的作品，是一件十分自豪骄傲的事。后来事情耽搁了，我们唯一的心愿就是只要书能出来，就是万分欣慰了。”而李万春也坦然地说，这是一部文学作品，不太具有市场价值，大家都没有奢望能靠翻译它赚钱。在记者的再三追问下，李万春透露，由于翻译了70多万字，他的翻译稿酬是1万多元，而其他翻译的文字稍微少一点的专家，稿酬还不到一万。采访中李万春老师还透露，由于这部书刚刚出版上市，出版社并没有产生经济效益，他们这些翻译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拿到报酬，“但是没有关系，能参与《红轮》这样伟大作品的翻译，我们觉得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不指望靠它赚钱”。
采访中发现，几位翻译家对报酬的事情并不关心，他们说得最多的，是翻译完成后遭遇出版困难的心痛。胡真真告诉记者，当初《红轮》出版被耽搁了下来后，大家的心都沉了，“就像自己的孩子生病了一样”。如今《红轮》终于出版，当初参与翻译的9人中，已经有两位去世了，胡真真感伤地说：“很遗憾很可惜，不过书能出来还是值得高兴的。”
翻译家感叹呼吁同行坚持“译德”
《红轮》译者的幕后艰辛，折射出了我国文学翻译界艰难的现实处境。胡真真一针见血地指出，收入低、社会关注度不高、翻译质量差都是现在翻译行业的通病。李万春更向记者透露，他的女儿现在已是大学里一位优秀的法语人才，最近，一家出版社就找到他女儿，希望她翻译一部法国畅销书的书稿，但是时间只有一个月，而那部书稿却有13万字。“我女儿最后拒绝了，因为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大的翻译量，根本无法保证翻译质量。但是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出版社都是这样在操作很多国外畅销书。这样匆忙的翻译，质量如何得以保证？”
胡真真也在采访中感叹：“现在社会利益需求太大了，太功利了，作为翻译人在吃饱饭的同时还是应该坚持‘译德’。翻译是件很神圣的事，要对书的作者负责，更要对我们的百姓读者负责，把好质量关。我真的很希望我们的翻译人不要出卖灵魂挣钱，翻译就是再创造的过程，我们要当好这个创造者。”
中国文学翻译界目前面临哪些困境、遭遇何种阵痛？良莠不齐的翻译者队伍面临怎样尴尬的处境，他们将何去何从？本报明日将继续关注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