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剽窃事件层出不穷，早已不算新鲜，但是这半年来的汪晖剽窃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朱学勤剽窃事件还是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球。究其原因，因为这两位都是汉语学界响当当的人物，公共威望，学界领袖，精英知识分子，他们的一旦涉嫌剽窃自然会引起大众关注，学术剽窃，成为了检索2010年学术界的一个关键词汇。而从学术剽窃问题引发的对图书市场的思考，同样富有意义。
美国的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有本书《论剽窃》很是应景。他在这本书提到说，历史上的“剽窃”概念也经过一番历史的变迁，在十七世纪，莎士比亚曾经被指控为剽窃，因为他的作品中有很多句子都从别人的作品中逐字逐句抄袭过来的，但是在那个时代中，“借用”别人的作品并使其更好的传播被认为是一种荣耀。尤其面对传统和历史，我们不可能撇开一切前辈的思想，追求所谓的原创性书写：真正的原创性是通过模仿实现的。
我们学习前辈作家的写作，在他们“影响的焦虑”的阴影之下，努力模仿，进而超越。但是现在时代有所不同，我们的作品受到法律和版权的保护，在借用和剽窃之间尤其慎重。关注中国的图书市场我们也能发现，其实每年的学术类图书真正富有原创性的并不多见，大多是都是译介之作。翻译图书，引介其他国家学者的思想有个很大的方便是，译者不但能够传播了思想家的思想，还通过这艰苦翻译学习的过程增加自我的学识。国内的学者很多先通过翻译后成为一种学术思潮的代表人物，建立起自我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我们熟知的邓正来翻译哈耶克，曹卫东翻译哈贝马斯，柳鸣九翻译萨特，陈嘉映和孙周兴翻译海德格尔，尹宣翻译美国宪法，刘小枫主持“经典与解释”，如此等等。
但是翻译作为一种攀登学术高峰的捷径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如何在翻译的基础上构建自我的知识系统。这里很微妙的关系，很多译者在翻译某位思想家的图书之后，自以为有了大靠山，可以靠译来的思想在中国学术界占得一席之地，自此靠炒冷饭混日子，他所有的思想就是翻译过来的思想。这种行为就算不是剽窃，其实比剽窃别人更可耻，因为不思进取。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译者不满足于翻译得来的思想，想通过和思想家的虚拟对话，辩难和质疑构建自我的知识体系，这种拼搏争斗来的思想就算比原来译介的东西浅薄也值得尊敬，要知道，原创的思想不易的，我们只能通过前辈的学问一点点爬高。
以一本上半年翻译出版的《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为例，本书的作者托马斯·麦卡锡本是哈贝马斯在英语世界的主要译介者，但是他的翻译不仅仅是在传递哈贝马斯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还在译介的过程中加入了他深入的思考，因此连哈贝马斯也不得不佩服这位译者：“托马斯·麦卡锡对我来说是一大幸运——我常常有这样的印象：对我的文本他比我自己理解的还要好。每次他对我提出批评，他所捍卫的观点，我后来会承认是我们的共同立场。他的批评是如此尖锐，以至于当他在他的论著中强调他与我的著作的分歧的时候，我感到了某种焦虑。”我们需要这样的译者，不但要忠实于翻译，更重要的是忠诚于对更高深的学识和思想的追求。
